Mahler: Symphony No. 2 in C Minor "Resurrection" (Live)

“我当时完全被震撼了。”回忆起第一次听到马勒的《第二交响曲》（又名《复活》），哈雷管弦乐团的首席指挥黄佳俊告诉 Apple Music 古典乐，“感觉它陌生又熟悉。陌生是因为我在新加坡长大，周围都是中国、马来和印度的民间传统，与十九世纪末的维也纳浪漫主义世界相距甚远；但它又亲切，因为在人的层面上，它又是共通的。” 黄佳俊认为这部作品是古典曲目的巅峰之作：“对我来说，对我来说，《复活》与贝多芬的《第九交响曲》、瓦格纳的《尼伯龙根的指环》齐名。在它之后，交响乐就再也不一样了——不再只是形式的容器，而变成了一场内心奥德赛：一次穿越生命、死亡和超越的旅程。马勒的重要性在于他扩展、丰富并人性化了交响曲这一形式。” 与曼彻斯特传奇乐团哈雷管弦乐团合作录制这部交响曲时，黄佳俊深知该团在马勒音乐上的深厚传统。“哈雷管弦乐团的马勒传统由来已久，尤其是与约翰・巴比罗利密切相关，此后历经一代又一代杰出的指挥家，塑造了乐团的独特音色与情感语言。这段历史对我来说非常重要，我带着敬畏和好奇的态度来对待它。对我而言，这段历史极为重要，我带着敬意与好奇走入其中。当我们开始排练《复活》时，那感觉不像是继承遗产，更像是进入一场生动对话。” 谈及哈雷管弦乐团的杰出特质，黄佳俊形容道：“他们的弦乐有着德意志式的温暖，铜管与木管音色醇厚，打击乐像在呼吸，而贯穿全团的，那是巴比罗利、马克・艾尔德爵士等人传承下来的声音 DNA：一种内在的尊严与克制。而我的任务，是在保持这份人性的同时，让这声音的世界更向着超越与惊叹敞开。” 黄佳俊回忆，与哈雷管弦乐团的合作是一次真正的双向交流：“他们对马勒的了解非常深刻，但每一次排练都仍然保持开放与好奇。对一个拥有如此强大传统的乐团来说这非常罕见、珍贵。我们的《复活》并非在遗产之上建构新的东西，而是在重新发现那份遗产存在的理由——那种目的感，以及对人性的共同体认。” 而他的文化背景也给予了他独特视角：“在新加坡和东南亚的观念中，生与死被看作是循环而非线性的。在许多亚洲传统里，死亡并非终结，而是一种能量的转化，是回归自然。这种世界观一直影响我对《复活》的理解。第一乐章的葬礼进行曲，并不只是悲剧——它是更大循环的一部分，是更新的基本过程。” 他还提到，从一位罹患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朋友身上，他获得了极为珍贵的体悟：“我曾问他，‘复活’对他意味着什么。沉默许久后，他平静地说：‘那不是去往天堂，而是重新学会活着。’这句话一直留在我心里。”这让黄佳俊对《复活》有了重新理解：“因此在我看来，《复活》中的那些合唱段落不该只是胜利的凯歌，而应更富同情心。弦乐的颤音像是呼吸，整部作品的情感架构必须自然展开，不夸张，不造作，让听者自己感受那种蜕变。” 马勒以在乐谱中极度细致的标记闻名，但黄佳俊认为“更深的意义并不在谱面上。谱子能告诉你该等待多久，却不会告诉你为什么要等”。为了寻找“为什么”，他选择了一种马勒本人也会赞许的方式：“我常去散步，有时在日本湘南海边，有时在英国峰区山间。我倾听风声、步履的节奏、世界呼吸的频率。就在那些时刻，这部作品开始以不同的方式说话：不再关乎完美，而关乎目的。” “在研究马勒留下的钢琴卷轴录音时，我看到的也不是机械的精准，而是人性。他的速度伸缩（rubato）并非放纵，而是充满生命力的，是一种‘带着不完美的呼吸’。我意识到，指挥马勒并不是去控制时间，而是让时间流经你。” 对黄佳俊来说，交响曲的关键时刻出现在第五乐章，也是最后一个乐章：“在最后合唱入声前的那片寂静——在一场巨大的声音风暴之后，这种寂静感觉就像生命与彼岸之间的呼吸。这是一种悬浮在灾难与更新之间的呼吸。那是悬于毁灭与新生之间的一口气，世界与世界之间的空隙，被远处的号角与午夜的鸟鸣塑造着，直至合唱轻柔地唱出那句‘Aufersteh’n’。” “最打动我的并非最终的胜利，而是那片悬停——当乐团倾尽全力、世界屏息的瞬间。在那一刻，神圣的事情发生了。你能感觉到空气的变化，感受到全场的心跳在同一节奏上，等待着尚未到来的声音。” “当合唱终于唱出‘Aufersteh’n, ja aufersteh’n wirst du’（复活，是的，你将复活）时，那并不是凯旋，而是一种领悟。仿佛人类所有的挣扎、追寻与怀疑，都在此刻获得了温柔的接纳。那才是真正的复活——不是号角的宣告，而是回归于宁静与光明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