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hler: Symphony No. 2 in C Minor "Resurrection" (Live)

「我完全被震撼到了。」回憶起第一次聽見馬勒的第二號交響曲《復活》，哈雷管弦樂團首席指揮黃佳俊告訴 Apple Music 古典樂。他表示：「感覺它陌生又熟悉。陌生是因為我在新加坡長大，身邊圍繞著中國、馬來西亞和印度的民間傳統，與 19 世紀末維也納的後浪漫主義世界相差太遠。但它又親切，因為在人的層面上，它是共通的。」 黃佳俊認為該作是古典巔峰之作：「對我來說，《復活》與貝多芬的《第九號交響曲》、華格納的《尼伯龍根的指環》齊名。在它之後，交響樂再也不一樣了，不再只是形式的容器，而成為一場內心的奧德賽：一次穿越生命、死亡和超越的旅程。馬勒的重要性，在於他擴展、豐富並人性化了交響曲。」 與曼徹斯特傳奇的哈雷管弦樂團合作錄製這部交響曲時，黃佳俊深知樂團在馬勒音樂上的深厚傳統：「哈雷管弦樂團的馬勒傳統由來已久，尤其與巴畢羅里 (Sir John Barbirolli) 密切相關，此後歷經一代又一代傑出的指揮家，塑造出樂團的獨特音色與情感語言。這段歷史對我來說意義重大，我帶著敬畏與好奇心來面對它。當我們開始排練《復活》時，那感覺與其說是傳承，不如說更像踏入一場生動的對話。」 談及哈雷管弦樂團的特質，黃佳俊形容道：「他們的弦樂有著德意志式的溫暖，銅管與木管音色醇厚，打擊樂像在呼吸。而貫穿全團的，是巴畢羅里、Mark Elder 等人留下的聲音 DNA：一種內在的尊嚴與克制。我的任務，是在保持這份人性的同時，讓這個聲音世界更朝向超越與驚嘆敞開。」 黃佳俊回憶，與哈雷管弦樂團的合作是一場真正的交流：「他們對馬勒有深刻的理解，但每次排練仍保持開放與好奇。對一個擁有如此強大傳統的樂團來說，這非常罕見，也極為珍貴。我們的《復活》並非在遺產之上建構新事物，而是在重新發現那份遺產存在的理由——那種目的感，以及對人性的共同體認。」 他的文化背景也賦予他獨特的視角：「在新加坡和東南亞的觀念中，生與死被視為循環而非線性的。在許多亞洲傳統裡，死亡並非終結，而是一種能量的轉化，是回歸自然。這種世界觀一直影響我對《復活》的理解。第一樂章〈送葬進行曲〉並不只是悲劇，而是更大循環的一部分，是更新的基本過程。」 黃佳俊還提到，從一位罹患神經退化性疾病的朋友身上，他獲得了寶貴的體悟：「我曾問他，『復活』對他意味著什麼。沉默許久後，他平靜地說：『那不是去往天堂，而是重新學會活著。』這句話一直留在我心裡。」這讓他對《復活》有了新的理解：「因此在我看來，《復活》中的合唱段落不該只是勝利的凱歌，而應更富同情心。弦樂的顫音像是呼吸，整部作品的情感架構必須自然展開，不誇張、不造作，讓聽者自己感受那種蛻變。」 馬勒以在樂譜中精細的標記聞名，但黃佳俊認為「更深的意義並不在譜面上。譜能告訴你該等待多久，卻不會告訴你為什麼要等」。為了尋找「為什麼」，他選擇了馬勒本人也會讚許的方式：「我常去散步，有時在日本湘南海邊，有時在英國峰區山間。我傾聽風聲、步伐的節奏、世界呼吸的頻率。就在那些時刻，這部作品開始以不同方式對我說話——不再關乎完美，而關乎目的。」 他坦言：「在研究馬勒留下的鋼琴紙捲錄音時，我看到的不是機械的精準，而是人性。他的彈性速度並非放縱，而是充滿生命力的，是一種『帶著不完美的呼吸』。我意識到，指揮馬勒並不是去控制時間，而是讓時間流經你。」 對黃佳俊來說，交響曲的關鍵時刻出現在第五樂章，也是最後一個樂章：「在最後合唱前的那片寂靜——在一場巨大的聲音風暴之後，這種寂靜感覺就像生命與彼岸之間的呼吸，那是懸於毀滅與新生之間的一口氣。世界與世界之間的空隙，被遠處的號角與午夜的鳥鳴塑造著，直到合唱輕柔地唱出那句『復活』(Aufersteh’n)。」 他分享道：「最打動我的不是最終的勝利，而是那片懸停——當樂團傾盡全力、世界屏息的瞬間。在那一刻，神聖的事情發生了。你能感覺到空氣的變化，感受到全場的心跳在同一節奏上，等待著尚未到來的聲音。」 「當合唱終於唱出『復活，是的，你將復活』(Aufersteh’n, ja aufersteh’n wirst du) 時，那並不是凱旋，而是一種領悟。彷彿人類所有的掙扎、追尋與懷疑，都在此刻被溫柔地接納。那才是真正的復活，不是號角的宣告，而是回歸於寧靜與光明。」